古代酒文化之歷史上的“飲酒幫”

　　其實在古代漫長的酒文化長河中，有很多飲酒的“幫派”，例如比較的有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唐代的“酒中八仙”等。

　　魏晉之際，的是“竹林七賢”。《晉書·嵇康傳》載：“嵇康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同預）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瑯琊王戎，遂為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這七位名士，常在今河南輝縣西南七十里的竹林寺中聚飲，他們因政局險惡，“人各懼禍”，遂以酣飲為常。

　　兩晉之間，在山東兗州一帶還有八位“不茍同時好”，為官比較清正的人組成“酒友幫”，被稱為“兗州八伯”。據《晉書·羊曼傳》記載，這八位同在兗州的中興名士為羊曼、阮放、郗鑒、胡毋輔之、卞壺、蔡謨、阮孚、劉綏。

　　《晉書·光逸傳》又有所謂“八達”的記載。言光逸“避亂渡江，復依（胡毋）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發裸裎，閉戶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于戶外脫衣露頭于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日：‘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光逸的表字）也。’遽呼入，遂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八達”中羊曼、阮放、阮孚、胡毋輔之等四人原屬“兗州八伯”中人，他們南渡到建康（今南京）后，又與光逸、謝鯤、畢卓、桓彝等四人相好，終日聚飲，不拘禮法，故被稱為“八達”。此外，這一時期，胡毋輔之與王澄、王敦、庾數等四人還號曰“四友”。羊聃（羊曼弟）與江泉、史疇、張嶷等四人繼“八伯”之后，又號為“四伯”。

　　在唐代有因杜甫的名篇《飲中八仙歌》而著稱的“酒中八仙”，即賀知章、李琎、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賀知章官至秘書監，性放達任誕，自號“四明狂客”。《飲中八仙歌》首句即謂“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可見其性格之一斑。李琎，唐宗室，玄宗時封汝陽王，他則自稱“釀王兼曲部尚書”。李適之本為唐宗室大臣，貴為左丞相。“喜賓客，飲酒至斗余不亂。”（《新唐書·李適之傳》）崔宗之貶至金陵后，不但常與李白聚飲，還時常月夜乘舟從采石泛至金陵。蘇晉，數歲知為文，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玄宗時累遷吏部侍郎，性任誕好酒而喜談禪。張旭是唐代大書法家、詩人，官至金吾長史。他尤善草書，被稱為“草圣”。每于大醉后呼號狂走，然后落筆作書，有時甚至筆也不用，干脆“以頭濡墨”一甩而就，結果是龍飛鳳舞，“變化無窮，若有神助”，而酒醒時再寫，竟“不可復得”（《新唐書。張旭傳》）。因此時人稱他為“張癲”，稱其狂草為“醉墨”。唐文宗詔稱其書法與李白詩歌、裴旻劍舞為“三絕”。焦遂平時有口吃的毛病，酒后卻應答如流，真是一樁怪事。八仙中嗜酒甚的還是李白。他不僅是落筆成章、才華橫溢的詩才，也是放誕任性、與酒結下不解之緣的“酒仙”。酒，伴隨著他坎坷又帶有傳奇色彩的一生，富有深厚的文化意味。

　　另據《新唐書·李白傳》載，唐開元末，李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泰安府徂徠山下之竹溪，日縱酒酣歌，時號“竹溪六隱”。

　　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陽，嘗與胡杲、吉皎、劉真、鄭據、盧貞、張渾、李元爽及僧如滿（《新唐書·白居易傳》所列九老有盧貞、狄兼謨，而沒有李元爽、如滿）等年高七十以上者常于洛陽聚飲，詩酒相酬，號“九老會”。世人慕之，繪為《九老圖》。

　　這些“幫派中人”或通詩書，或精文學，或是書法大家，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便是愛酒，有關他們的酒人酒事的記載更是不勝枚舉。（來源：酒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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