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世俗化享樂中的酒文化！

　　雖然釀酒歷史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年前之久，但直到秦漢之交，進入大一統時代，曾作為廟堂祭禮的酒，才逐漸進入尋常百姓之家，成為俗世享樂生活的組成部分。

　　漢代中期以降，隨著制曲技術的提高和農業生產的進步，市井酒肆數量急劇增多，亦為“文君當壚”的傳奇故事提供了可靠的背景。在酒量供應充足的情況下，漢代酒風以一飲而盡為榮，稱為“飲滿舉白”，主人好客待酒的風尚發展很好，曾任河南郡太守的陳遵，為了讓滿堂賓客不醉無歸，甚至命家丁將大門關上，并把來賓車軸上固定車輪的銷釘（車轄）通通投入井中。

　　西漢時代儒學初興，男女之間尚未有回避制度，因而即便男客來訪，女主人也可以親自出面備酒陪飲，漢詩《隴西行》中就有“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的詩句。武帝開通西域后，長安逐漸成為性大都市，漢帝國與西域各國的交流驟然升溫，西域商人使節往來絡繹不絕，許多人選擇在長安定居，開辦具有異國情調的酒肆，時稱“酒家胡”。辛延年《羽林郎》中“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頭上藍田玉，耳后大秦珠”的詩句，就是描寫有異域妙齡女子當壚售酒，賓客盈門，引發京中紈绔浪蕩子關注的情景。

　　唐代建立之后，隨著城市功能性分區的誕生，都城長安出現了坊（居住區）與市（商業區）分隔發展的格局。長安之“市”分為東市和西市，是當時工商業貿易中心，還是中外各國進行經濟交流活動的重要場所。這里商賈云集，邸店林立，根據近代西安考古發掘結果顯示，東市南北長約1000米，東西寬24米，面積為0.92平方公里。市的四周，每面各開二門，共有八門，由于靠近三大內（西內太極宮、東內大明宮、南內興慶宮），周圍坊里多皇室貴族和達官顯貴第宅，故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積集”。與之相對的西市，由于距離唐長安絲綢之路起點開遠門較近，周圍坊里居住有不少外商，從而成為一個性的貿易市場。

　　西市中引人入勝的一道景觀，就是胡姬酒肆，從西市一直延伸到城東春明門以及曲江池一帶，由于肆內多有能歌善舞、異域風情的胡姬攬客，故此生意興隆，也是文人騷客聚飲賦詩的首要選擇地。“胡姬貌如花，當爐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詩仙李白在《前有樽酒行》中用肆意的筆觸描繪了唐代胡姬酒肆中的歡樂景象。與異域風情的舞姬和裝飾相配的，是原料、口感迥異于傳統糧食酒的葡萄酒；唐太宗在位時期，侯君集破高昌得到馬乳葡萄及其釀酒方法之后，唐代葡萄酒的釀造逐漸發展，《南部新書》曰：“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葡桃種于苑，并得其酒法。仍自損益之，造酒綠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長安始識其味也。”可見當時直接吸收了西域葡萄酒的釀制技術，在中原、內地掌握此技術之后，葡萄酒的釀制進入改良時期，加之推廣力度大，其消費不斷上漲，種類也愈發繁多，包括波斯三勒漿、龍膏酒、訶梨勒等。同樣，本土酒肆在陳列饌食酒品上，也不遑多讓。

　　宋代的城市繁榮，使得酒肆與其他娛樂設施成為居民流連忘返的消遣之處，從官署獲取經銷權的酒肆稱為“正店”，分銷者稱為“腳店”。由官府開辦的酒肆稱為“官庫”，《東京夢華錄》記載汴梁酒肆之多，為“在京正店七十二戶，此外不能遍數”。其中位于東華門外景明坊，又名“樊樓”的豐樂樓聲明顯赫，號稱“京師酒肆之甲，飲徒常千余人”，每年僅僅購買的官制酒曲就達到5萬斤之多�！稏|京夢華錄》記載其宏偉富麗時，形容其“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同，珠簾繡額，燈燭晃耀”。

　　在這種大規模酒肆之下，宋代城市中還有形制規模多樣的各種飲酒場所，分別以飲食，裝飾，價格甚至倡優脂粉為賣點�！抖汲羌o勝·酒肆》中描述說：“有茶飯店，謂兼賣食次下酒是也。有包子酒店，謂買鵝鴨包子，四色兜子，腸血粉羹，魚子，魚白之類。宅子酒店，謂外門面裝入如同仕宦宅舍……庵酒店，謂有娼妓在內，可以就歡，而于酒閣內暗藏臥床也�！保▉碓矗壕浦揪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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