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皇 帝喝什么酒？

　　在唐朝，糧食所釀之酒，大多并非白色。白居易寫道，“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李白也寫過，“千杯綠酒何辭醉。”可見酒色偏綠，所謂“瓊漿玉露”，像是玉之色。

　　所以，當時少有白酒的直接叫法，而是冠以更美好之春名。按照宋代文豪蘇軾的說法，“唐人名酒，多以春名。”

　　其實早在《詩經》中亦有“春”的叫法，《詩經·豳風·七月》記載：“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春”不僅是酒名，也是一種釀造節氣的選擇，古人多在收獲稻谷之后的冬季釀酒，春天佳釀制成而飲，并祈求延 年 益壽。春酒象征著美好，更根植于我們的民族情感與文化傳統。

　　1、嚴格的榷酒制度

　　唐人嗜酒，不僅黎民和詩人，連皇 帝唐太宗都參與釀酒。《太平御覽》中記載了唐太宗在宮苑里種馬乳葡萄，并得其酒法，自己釀造起酒來，“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盎。”大臣魏征也是個釀酒高手，太宗贊許其所釀之酒，“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

　　唐朝的酒，大致有三種渠道，分為官方釀造、作坊釀制、家庭自釀。皇 帝 嗜酒，唐朝建立之初便在長安城內設置了專門管理釀酒的部門，叫“良醞署”。《舊唐書》中詳細記載了這個部門的組成與功能，主要是管理“邦國祭祀五齊三酒之事”，國家祭祀、郊祀、供奉太廟的酒各有講究。

　　這個中央釀酒機構，還有一個的職責是讓皇 帝喝上好酒，在長安城釀造的御酒有春暴、秋清、酴醾、桑落等。前兩種酒如今已無跡可考，而酴醾是一種甜米酒，桑落則是一種清香型白酒。

　　《新唐書》中記載李絳敢于諫言，唐憲宗賜其酴醾酒。《酉陽雜俎》記錄，安祿山得寵時，唐玄宗就賞賜過他桑落酒。帝王“賜酒”于臣民，由此建立親密的君臣關系。唐太宗所釀葡萄酒，亦請魏征等大臣品嘗并提意見。

　　正是因為酒文化的大肆流行，唐德宗建中三年，大唐開始實行榷酒制度：只準官府釀酒，不準百姓私釀和售賣。按照現在的話說，這是一片巨大的商業市場，壟斷整個釀酒和賣酒市場能獲取可觀收益。安史之亂后百廢待興，酒業成了朝廷與地方州府直接干預的行業。

　　有人說，唐人動輒以斗量酒，“千杯不醉”，是否酒精度比較低？這或有官府壟斷市場的原因在里面，一詞以概括就是“太水”。詩人元稹對于這種榷酒制度下的釀酒就十分憤慨，他寫道，“院榷和泥堿，官酤小曲醨”、“官醪半清濁，夷撰雜腥膻”。可見一些州府所釀之酒極其糟糕，混濁有泥，還有腥味。

　　無獨 有偶，元稹的詩友白居易也不滿官府釀酒近乎“濁水”。白居易任河南尹時，便對當地官營釀酒做出了改良。他在《府酒五絕》中寫道：“自慚到府來周歲，惠愛威棱一事無。惟是改張官酒法，漸從濁水作醍醐。”其到任整年都在釀酒，其他事務都沒管。

　　官營酒業尤其是地方官酒的實力并不雄厚，絕大部分并不能成為供應皇室的御酒。

　　2、脫穎而出的蜀酒

　　長安城聚集了很多釀酒大師，但皇 帝依然從全國各地尋找佳釀。

　　唐時酒類十分繁多，但仍以糧食釀造為主。李肇在《唐國史補》中記載當時天下十三種美酒，其中有“劍南之燒春”。這是我們今天唯 一還能品到的唐代名酒，其他大都佚失。

　　劍南春分為生春和燒春，剛釀造出來的被稱為生春。根據酒史學家王賽時的考證，劍南燒春是在生春的基礎上，再經過一道低溫加熱滅活的工序，使酒質更穩定，便于長期保存。

　　劍南燒春達到了唐代谷物發酵酒的高水平，其低溫加熱滅 菌法類似于現代乳制品的“巴氏滅 菌法”，滅 菌的同時還要微生物的活躍，這種工藝比西方早了千年。

　　而劍南春在大唐的聞名，大抵與李白有關。李白的家鄉一般認為是唐劍南道，其24歲方出蜀，從此游歷全國各地的大好河山。

　　公元742年，李白應唐玄宗詔征赴長安，據考他也把家鄉的白酒獻給了玄宗。玄宗飲后極為贊賞，此酒比原有的御酒都好，便問其出產地。李白說：皆臣家鄉劍南道君平莊所造。

　　由此，玄宗特賜名蜀地綿竹所產的該酒為“劍南燒春”，并作為御酒，每年必須供應一定數量給宮廷。要供奉多少？據《舊唐書》中記載，德宗李適繼位后，“劍南歲貢春酒拾斛”，每年供奉10斛即1200斤給朝廷，此量可謂不小。唐德宗開始，朝廷執行嚴格的榷酒制度，燒春的釀造在當時得到了朝廷授權。

　　從盛唐到中唐，劍南春成了皇 帝鐘愛的御酒，是被寫進正史的名酒。劍南春如今的官帽瓶蓋設計，正是寓意著御酒的權威與歷史傳承。

　　而劍南春的誕生早于唐朝，“天益老號”酒坊遺址的考古發掘，更將劍南春推至了不晚于南齊時期，距今有1500年歷史，只是它從盛唐時開始變得全國“知名”罷了。

　　在“天益老號”周圍一直沿用至今的老窖池還有695口，均秉承著“泥窖固態純糧發酵”的古法，釀酒工序達278道，雖紛繁復雜，但也代代相傳下來。

　　2008年時，劍南春酒的傳統釀造技藝被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劍南春綿延千年歷史而傳承至今，難能可貴的是其釀造工藝與酒名都未改變，是我國名酒的活化石。

　　如果沒有酒，詩人們該如何尋得靈感？據統計，在《全唐詩》中直接與酒相關的詩篇占總數的22%，可見當時酒文化之盛行。

　　其中著  名的是詩仙李白，寫有名篇《將進酒》。詩仙豪爽，千金散去，抵掉身上的大衣也要喝。皇 帝唐玄宗都攔不住李白喝酒，他能把長安街上的酒坊喝到打烊。杜甫在《飲中八仙》中如此記錄李白在長安時的場景：“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根據李白自己的詩篇，可見游歷多地的他也嘗遍了各地好酒，除了家鄉的劍南春，還有汾酒、宣酒、蘭陵酒、金陵春、新豐酒、白云邊、魯酒、葡萄酒、桂酒等。李白一生飲酒無數，可不比玄宗皇 帝少，推薦家鄉之酒大概并非出自私心，而是品質原因。

　　杜甫晚年在蜀中居住，與綿竹縣令韋續甚好，也曾飽飲過劍南燒春。綿竹正是劍南春宮廷御酒的產地，韋續自然要拿出這“官酒”。韋續作詩描述過和杜甫喝酒的場景：“燒春譽滿劍南道，把酒投壺興致高。美景良辰添此物，詩情酌興翻波濤。”

　　杜甫則回韋續：“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為何是“他年到”？其實兩人曾在長安就經常一起喝酒論詩，蜀地相見是再聚首。好酒，見證著兩人的友誼。

　　杜甫也曾贊美燒春酒，“蜀酒濃無 敵”。可見，劍南燒春并不像其他地方的官酒那般“濁水”。他后來在送別其他友人時也寫過：“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離別愁緒，都裝進酒里，“什么也別說了，滿上”，這一點跟我們現代人并無區別。

　　酒不僅是君臣關系融洽時的見證，更是文人墨客聚會時的必備。唐人喝酒的場景非常之多，似乎總能找到喝酒的理由，除了相聚或離別時喝酒，更有團圓酒、慶賀酒、壽酒、婚喜酒，乃至失意時亦可獨酌以澆愁。這些在《全唐詩》的詩篇中均能找到記錄。

　　酒成為一種社交密碼，聚散之時它都在場。這種“在場”，其實是我國傳統人情社會的重要紐帶，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系，送酒、敬酒的習俗至今保留著。而名酒是老百姓的心頭愛，聚會與送禮少不了“茅五劍”。根據中國食品工業協會統計，2020年全國白酒名酒品牌營收位居前三的為飛天茅臺、五糧液、劍南春，“中國三大名酒茅五劍發揮著引 領 作用”。

　　數據顯示，劍南春集團2020年實現營收近150億元，是中國名酒具價值的次高端王  者。穿越千年歷史，品味唐朝的醇香，劍南春作為中國三大名酒之一，至今仍是社會各界人士的上佳選擇。(文章來源： 三聯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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