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酒帶頭提白酒申遺，為何獲媒體集體力挺？

近期，兩會期間，人大代表、汾酒黨委書記、董事長李秋喜再次為白酒申遺發聲，從釀酒文化的歷史、內涵、傳承，到世界非遺名錄無中華美食的遺憾，以及傳承現亟待保護的現狀做了詳盡闡述，建議將白酒釀造技藝作為我們國家申請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重點工作，盡早排上日程推進。這份發言后，得到了人民網等諸多主流媒體的力挺和支持。其實，作為行業大事，給白酒申遺一直是行業內的心之所向，曾被多次提及。2018年兩會時，“申遺”還作為白酒行業高呼聲出現在許多酒企兩會代表們的提案中。

“國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之根”，在白酒發展的歲月長河中，杏花村見證著白酒的起源，汾酒的歷史非常悠久。現在，汾酒再一次在兩會上莊重提出對白酒申遺，加強文化傳承和保護，不僅具有豐富文化的內核，對外界公眾而言，由中堅力量的汾酒代表帶頭提出也更具公信力和說服力。

輝煌6000年 小口尖底甕見證白酒起源

白酒的源頭在哪里？它究竟起源于3000年前還是6000年前？或者是更早更遙遠的年代？這個未解之謎，曾一直讓喜歡杯中之物的國人好奇，也讓執著于酒文化的人想找到可信的答案。

1982年的春天，山西省汾陽市杏花村鎮東堡村一村民在田間勞作時，無意間挖出了一件精美的銅爵，開始將人們的視線指向了遙遠的新石器晚期，杏花村也與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建立了緊密聯系。后經過考古發掘證實，這個終被命名為“杏花村遺址”的地方，不僅藏著從新石器時期到商代晚期近四千年的人類文化活動史，還埋藏著迄今為止所能發現的酒非常早的釀造場所。這個遺址，也成為一部來自人類啟蒙時代的酒非常原始的釀造教科書。

杏花村遺址里埋藏著汾酒的起始源頭。考古人員根據從杏花村遺址出土文物的年代順序確定，杏花村先民至少從6000年前，就開始掌握了人工釀酒的初級技術，在大約4000多年前，已經開始用“尊”盛酒來祭祀神靈。隨著蒸煮谷物炊具的不斷進步，釀酒技術開始不斷提高，生產規模也逐漸擴大。一直到商周，在長達3000年的時間內，杏花村人一直繼承和延續著源自仰韶文化時期的釀酒技術，幾千年來，一直不曾發生大的改變。 杏花村遺址的發掘，也為我們展開一幅偉大的歷史畫卷：一幅華夏先民從原始部落到農耕文明發展的路線圖。可以說中華幾千年的文明史從這里發端。由于農作物“黍”和各種原始釀酒器物的出現，從某種意義上說，中華酒文化的發展歷史也自此展開。

甕、壺、樽、罐、斛、觚……從仰韶文化到民國時期各個時代使用的釀酒飲酒器具，如今全都館藏在汾酒博物館中。其中，出土非常早的酒具，也是我國乃至世界上目前非常古老的酒器之一——仰韶時期華夏先民使用的小口尖底甕，正式向世人宣告了早在6000年前就已發明了人工谷物酒，也標志著乃至世界真正意義上的酒文化的誕生。

天時地利人和 造就千年汾酒的延續

那么，世界上非常早的酒到底是在何時何地誕生的？古今中外，關于酒的誕生有很多說法。古埃及人認為酒是由奧西里斯先發明的，古希臘人認為酒神是狄奧尼索斯，古羅馬有酒神巴克斯，皆被稱為酒的發明者。在，“酒星始酒”、“上皇興酒”、“儀狄做醪”、“杜康釀酒”等傳聞和各種版本的演繹更是精彩紛呈。但非常早非常權威的記載，是晉代文人江統的《酒誥》，“酒之所興，肇自上皇，成于儀狄。”意思是說酒起源于“三皇”中被稱之為上皇的伏羲氏，即神話傳說中的新石器時代。而在杏花村遺址中發掘出土的小口尖底甕恰恰清楚說明了這一點。

由秦含章、張遠芳主編的酒類權威著作《大酒典》中提到：人工釀酒的先決條件，是陶器的制造。否則就無從釀起。在仰韶文化遺址中，既有陶罐也有陶杯。據參與杏花村遺址發掘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稱，在杏花村遺址周邊，現在還能撿到仰韶文化時期的彩陶殘片，殘片花紋還帶有明顯的西周文化特征，出土的斝、壺、尊、杯等陶器則表明距今近6000年之久。由此推斷出，約在六千年前，人工釀酒就已經開始。《孔叢子》有言：“堯舜千鐘”，證明在堯時，酒（“千鐘”代表初級的果酒）已經流行于社會。《史記》則記載，儀狄造“旨酒”以獻大禹，這是以糧釀酒的發端。

至此，人們清晰地發現，的酒文化在杏花村萌芽，在白酒發展的歲月長河中，汾酒的起源非常悠久。早在漢代，汾酒釀酒技藝便隨著山西人遷居的腳步開始在天下傳播。汾酒作為晉商文化中重要的一支，到了明清時期，伴隨著晉商的徹底崛起，汾酒再次迎來歷史發展機遇，加快了其先進釀酒技術向各地傳播的步伐。當時的天下，還流傳著這樣一句諺語：“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凡是有山西商人的地方，必有山西汾酒。”尤其到了清代，無論是宮廷貢酒還是民間作坊，品種與酒質都遠超于前朝。制酒、制曲和賣酒等行業均得到空前的發展。特別是以高粱為釀酒主要原料，以大麥豌豆制成的曲為輔助原料，用蒸鎦法燒制的白酒燒鍋業，發展勢頭非常猛。據檔案記載，由于汾酒產量空前提高，加之品質日益提升，故得以暢銷，遠銷海外，成為世界六大蒸鎦酒之一的白酒的主要發源地。占據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杏花村，成為當時各路酒商共同爭奪的投資對象。

骨子里的智慧代代相傳 用技藝承載千年文化記憶

歷史在發展，時代在進步。盡管這些沉睡在歷史深處的文物，如今對汾酒的釀造已沒任何實際意義。當時的汾酒也不是今天意義上的汾酒。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為有著悠久的釀造歷史，積累了豐富的釀酒經驗，杏花村才形成了后世精湛的釀酒技術。更重要的是，對汾酒人乃至所有釀酒人而言，杏花村不僅是一處歷史文化遺址，它解釋的是整個人類在釀酒方面有著可以用手觸摸到的歷史。

汾酒用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昭告著世人：數千年來，汾酒人與遠古的杏花村人一直做著一件相同的事；汾酒的釀造技藝，一直在默默地延續和完善。過去的杏花村人釀酒，除了祭祀祖先、治病，基本只是滿足自身的需要。而現在的杏花村汾酒人，他們的出產，所供給的是整個世界的需求。汾酒文化在飲食文化、世界酒文化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教科文組織頒布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把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闡釋得很清楚，“不斷使這種代代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創新，同時使他們自己具有一種認同感和歷史感，從而促進了文化多樣性和人類的創造力。”即通過對各種文化傳統的保護、傳承和創新，形成各個文化群體的自我認同，從而促進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保護和重建人類文化的良性生態環境。

而在歷史上，汾酒一直是作為一個“酒種”存在去傳遍大江南北，它曾經就是白酒的代名詞。因此，自汾酒誕生以來，“汾酒曲藝”影響了釀酒業幾個朝代，明、清、民國非常鼎盛。新建國以后，“汾酒曲藝”又在“汾酒試點”和微生物專家的幫助下，得到極大改進和提升，成為了白酒界“曲藝”的一面旗幟。

隨著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文化自信得到彰顯。可以明顯看到，當前，文化在名酒企業正發揮著潤物細無聲的獨特作用。眾多酒企紛紛開展文化營銷，幾乎雷同地向外界傳遞著自己獨特的品牌厚重歷史和文化。但無論是拼歷史、拼技藝、拼文化，創造了多個行業第1的汾酒都擁有一定的高度和話語權：出土非常早的酒具，第1家酒文化博物館，形成白酒業的第1個品牌體系，擁有白酒業的第1枚注冊商標，第1個酒類“申遺”的倡議者……當汾酒黨委書記、董事長再一次在今年兩會上提出白酒申遺的訴求與期望，向社會展示的不僅是汾酒作為酒企業領軍者、傳承者所凝聚起來的可持續發展力及活力，更向社會和消費者展示了酒企業的責任擔當與決心。

后記

白酒申遺，不是為了名譽光環，也不是為了一炮而紅，而是要承擔起傳承傳統技藝的責任，體現的是人民勤勞、智慧和技藝。這既有助于整體提升白酒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見度，又能提高世界人民對白酒重要意義的認知，同時也是對白酒各流派傳統釀造技藝保護和傳承的強力助推器。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燦爛輝煌。隨著文化復興，必將會推動白酒文化的復興和健康發展。與此同時，也必須看到，酒文化產生、發展、繁榮，離不開眾多白酒企業的努力、堅守和付出，白酒申遺能否成功，不僅需要上層的支持，更離不開行業、各大酒企的共同投入、支持和力量。（來源：智度名酒評論）

免責聲明：本站部分文章信息來源于網絡轉載，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如無意中侵犯了媒體或個人的知識產權，請來信或來電告之，本網站將第一時間做出處理，避免給雙方造成不必要的損失。